1963年底，周恩来总理访问埃及，在总统举行的招待会上，一名埃及情报高官趁周总理身边无人时，上前握手并低声提醒：“你们驻苏丹大使馆内装有窃听器！”说完便迅速消失在人群中。
1955年4月，周恩来率团前往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亚非会议。原定乘坐的印度航空公司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包机，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约6小时后，在南海上空突然爆炸起火，坠入海中。
机上11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，其中包括新华社记者黄作梅、沈建图等人，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在外交任务中牺牲的新闻工作者。
事后查明，这起事件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工策划的暗杀行动。他们用60万港元收买机场清洁工人周驹，趁飞机停靠加油时秘密安放炸弹，整个行动由国民党驻港情报站站长赵斌成（化名赵建中）指挥。
周恩来没有登上这架飞机纯属偶然。此前缅甸总理吴努盛情邀请，希望周恩来绕道仰光，与几个友好国家领导人会面。周恩来同意这一安排，临时改变行程，这才与这场爆炸擦肩而过。
消息传到仰光时，代表团气氛十分凝重。有随行人员建议取消万隆之行，以安全为重。周恩来没有犹豫，当即决定继续前往，改乘“空中霸王号”飞机赴印尼。
抵达万隆后，会场局势复杂，部分国家对新中国心存疑虑，个别代表甚至公开质疑社会主义国家的参会动机。周恩来在补充发言中提出“求同存异”方针，话语简洁却切中亚非各国的共同处境，会场气氛迅速转变，不少原本态度保留的代表团主动与中方接触。
正是在万隆会议上，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实现第一次正式会面。
1956年，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，随即遭到英、法、以三国军事进攻。西方国家对埃及实施武器禁运，加上国际棉花市场价格低迷，埃及棉花大量积压，经济陷入困境。
此时中国主动伸出援手，连续两年按照贸易协定大量收购埃及棉花，进口量一度占中方全部进口货物的96.4%。埃及修建阿斯旺大坝急需钢材，尽管国内钢材供应紧张，中国仍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埃及出口6万吨。
1956年9月，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会见埃及驻华大使哈桑·拉加卜，明确表示中国愿意尽力帮助埃及。这些雪中送炭的举动，纳赛尔始终记在心里。
1963年12月14日，周恩来与陈毅副总理率团抵达开罗，街道两旁站满自发迎接的埃及民众。纳赛尔在两天内先后两次与周恩来会谈，接待规格之高，在当时非洲外交史上十分少见。
这次亚非欧之行计划访问14个国家，历时72天，行程逾10万里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出访，陈毅全程陪同。
也正是在开罗的这场招待会上，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埃及情报官员，冒险走近周恩来，悄悄通报了窃听器的关键信息。
周恩来当时不动声色，宴会结束后立即在安全地点召集随行人员部署调查，同时从国内增派技术专家赶赴苏丹协助排查。为防止机密泄露，中方在苏丹的会谈地点也悄悄更换。
数天后，工作人员在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内陆续找出数十枚微型窃听器，藏匿位置极为隐蔽。设备线索指向大使馆隔壁的一家美国公司，可等中方人员前去核实，对方早已人去楼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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