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9年，67岁泰戈尔访华，悄悄住进徐志摩家，夜里执意睡陆小曼床上。徐志摩会心一笑，跑去睡客房。陆小曼则左右为难。
1929年夏天，68岁的泰戈尔站在徐志摩家主卧室门口，盯着那张挂着大红喜帐的婚床，眼睛一亮，“我就睡这儿。”陆小曼懵了，她特意给这位印度诗人准备了异域风情的客房，挂了印度挂毯，备好了老人用的生活用品，怎么都没想到他居然看中了他们夫妻俩的床。
徐志摩倒挺乐呵，二话不说卷起铺盖就去客房了，泰戈尔一边脱外套一边进屋，自在得像回自己家一样，陆小曼站在门口，一脸局促，可老人家已经躺下了。
这不是泰戈尔第一次来中国，五年前那次，梁启超、胡适轮流作陪，排场特别大，徐志摩当贴身翻译，两人就是从那时候处成了好哥们，泰戈尔回印度后，徐志摩写信都喊他“大哥”，那份亲近不是装出来的。
这次再来，泰戈尔就一个要求：不搞排场、不宣传，我就想住在志摩家里。
一个拿过诺贝尔文学奖、全世界追捧的文坛大师，放着高级宾馆、花园洋房不住，偏要挤进年轻夫妇又小又旧的楼房，徐志摩觉得这是天大的面子，陆小曼却被这“荣幸”弄得有点手足无措。
住下来的日子过得挺慢，三个人整天窝在楼里聊天，泰戈尔闲下来还会轻轻哼唱印度诗歌，陆小曼后来说，那声音比谈恋爱时的情话还动人。
但也不是所有时候都这么温馨。
有一回邵洵美带着妻子盛佩玉来串门，徐志摩、泰戈尔和邵洵美三个男人用英语聊得热火朝天，陆小曼和盛佩玉坐在旁边，像两个局外人。
陆小曼准备了一大桌子菜，可英语不熟，只能尴尬地笑，盛佩玉更是一句也接不上，光知道不停地给老人夹菜，那张饭桌上，语言像一道看不见的墙，把两位女士隔在了谈话外边。
泰戈尔倒是很享受这种家庭氛围，每次出去应酬，他都要带上徐志摩夫妇，大大方方地跟人介绍：“这是我儿子和儿媳。”
徐志摩和陆小曼一听，脸红得像熟透的柿子。
三个月后，泰戈尔讲学回来，精神明显不如从前，他带来的博爱理念没激起多少回响，反倒碰了不少冷脸，临走前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我大概是最后一次来中国了。
”
他拿毛笔画了幅白发自画像送给徐志摩，诗里写着自己多想变成一只自由的小鸟，还掏出一件紫绸长袍和一顶金丝发箍——都是老物件，塞给陆小曼作纪念。
谁也没想到，这一别，真的就是永远。
1931年11月19日，徐志摩空难去世，就在几个月前，他还去邵洵美家看刚出生的小女儿，抱着那个胖娃娃，眼里都是光，那是他生前最后一段快乐的时光。
泰戈尔在印度听到消息，哭得像个失去孩子的老人，他写诗哀悼，说这世上最懂他的人走了，
十年后，1941年，81岁的泰戈尔躺在病床上，费力地说：“我有过一个中国名字，穿过中国衣服，那儿有我的朋友，那是我的另一个家。”
他不知道，那个他一直挂念的中国“儿子”，其实已经离开整整十年了，那张被他“征用”的婚床，那些被英语隔开的饭桌对话，那件紫绸长袍和金丝发箍，最后都成了一场跨越国界的、单向的思念，泰戈尔爱的也许不是真实的中国，而是他想象中那个可以放下一切负担的“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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